【赛迪网讯】5月13日消息，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资深专家徐祖哲教授做客赛迪网，就今年电信日的主题、中国通信业现存的问题以及物联网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资深专家徐祖哲教授 精彩摘要： “两高一长”阻碍数字城市 政府标准必须先行 物联网不要过多地在技巧和设备上讨论 亲身感受“信息技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3G商用一周年 投入产出不能成正比 中国移动推手机阅读是好事 但还不够 时间：2010年5月12日 上午10：00 地点：赛迪网直播间 主题：徐祖哲专访 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资深专家徐祖哲教授。欢迎您。 徐祖哲：大家好。 “两高一长”阻碍数字城市 政府标准必须先行 主持人：我们最近知道一件事情，五一的时候，动物园地铁封站，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不便，就您分析，您认为封站的原因是什么？ 徐祖哲：实际上封站问题主要是在出口，对地铁来说运力是没问题的，很多人看到在动物园设站，过年过节带孩子来逛动物园非常方便。但是当人非常多的时候，由于出口的堵塞就采取了临时封站的措施，而且贴出布告，叫大家在西直门、白石桥下车，搭乘公交再返回，不仅地铁里人多，整个地段地面公交、车辆也全部堵塞。 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交通问题，但我认为问题出在交通和公园的衔接，更具体说是在智能卡上，北京市交通卡全名叫“市政交通一卡通”，但十年来市政正式项目没有开放一个使用机构，我们看到动物园暴露出的是数字城市的接口问题。 你能够刷卡进地铁，刷卡出地铁，出了地铁站要先向东走一百多米，排队买票，然后再逆向西进门，整个人流进门是交叉逆行。设想，如果你是进地铁刷卡，在出地铁的时候，凡是要到动物园、公园带孩子去看动物的，只需要在专用通道刷卡的同时，也进入动物园通道，同时在卡中划出动物园门票钱。这个时候人再多也不怕，因为人流是从同一口径“管道”进来的，所以只要整体速度不出现变化，就是均衡移动的，甚至在通道出口那里适当的扩大，也能够保证安全，而且也可以减轻整个动物园管理的工作量。 现在是一个地铁通道直接通到园外马路，但这个通道实际上紧挨着动物园围墙，进入动物园需要绕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接口不畅。 “市政交通一卡通”名字中有“市政”和“交通”，但十年来市政正式项目却没有开放一个机构，一个主要原因是发卡的收益高，卡的成本低，但押金高。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单位都要争夺发卡权，从其中得益。北京市的规划组到日本去考察的时候，日本的作法是“谁发卡谁赔钱”，一张卡成本如果是1200日元，那么定价只允许你收1000日元，政府不鼓励你发卡。这是一个策略问题，就是说我们产业政策不能光是技术标准，而要把技术、经济和社会标准融合在一块。所以说公交卡的押金问题是个别单位利益所在，在全国都是热门话题，长期解决不了。但是当它影响到总体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由于产业政策的失误，造成了整体系统的运行低效率、或是低水平的重复。 再一个原因是因为结算体制不适当。这个问题在电子商务推行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你的结算体制不适当，一是管理费过高，二是结算时间过长。有许多出租车司机都表示不愿意乘客刷卡乘车，是因为刷卡以后要三天才拿到钱。 当我们的邮政汇款从半个月、一个星期已经到了电子汇款，基本上做到一瞬间划账，可是我们的交通智能卡在当日结帐以后不能划拨，这肯定不是技术问题。 所以说智能卡的总体标准不管是对城市的服务或者经营问题，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应该有完善的的总体标准，使各个参与单位能够相互的衔接和配合，帮它达到一个和谐环境。而不是把总体的数字城市在服务和经营当中分成了层次，变成有不同的层次，有高有低，这个时候谁都希望要自己来发卡，自己来构成一个体系。 北京市有几百个不同的服务部门，如果设想每一个部门都建立自己的智能卡系统，虽然手上拿到的是先进的工具，但实际上回到的却还是农牧业时期管理水平，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类似与动物园地铁封站的事件，在上海也有， 本来上海赛车场有直达地铁的，就是为F1大客流准备的。可比赛当日也封站，理由是人流太大。上海赛车场这个站靠近附近的长安、松鹤二个公墓，倒是清明扫墓的时候发挥了作用，网友笑称：干脆把赛车场站改名长安墓园站算了。 现在城市交通问题不是交通本身，一定要联系到数字化问题。作为IT部门，虽然不能直接参与交通管理，但是总体规划应该有发言权，要有预见性，应该是在总体系统上融合。我经常强调“技术和设备的进步不代表系统思想的进步”，我觉得这个问题作为主管部门也好、运营企业也好、规划部门也好或者作为客户，都应该从这个角度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实施。 主持人：您刚刚说到有包括把地铁站和动物园入口合二为一，让出站的时候直接进入动物园，这个是城市规划问题。但其实如果动物园把纸质票变为用“市政交通一卡通”刷卡进园，也可以相对方便很多。因为毕竟现在论普及度来说，市政交通一卡通是最普及应用的。 徐祖哲：公园和水电费以前也都规划过，没有实施的原因还是我刚刚说过的“两高一长”：发卡成本收益高，管理成本高，再加上结帐拖延时间长，“两高一长”就把利益抵消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的“市政”排在前面，可并没有一个其他项目的大规模应用，这就说明了我们要分析在系统方案里有不对称的地方。 主持人：现在就行业来说，比如说交通、安防、电网等领域在智能传感卡上应用是比较多的，像其他的有些领域的确不太发达。可不可以说先让那些领域发展起来，再以后用相关手段让这些领域来使用一个卡来进行？ 徐祖哲：这是不行的，因为IT和以前的传统农业、工业是有区别的，它必须一步到位，可以先把标准制定出来。 我们知道以前的计算机都是每做一台机器有自己的指令，后来很快就发现问题了，以前的很多计算成果是不能够重复利用的。所1964年，IBM公司制定了系列规划，系列化使全世界计算机得到良性的发展。中国在1973年，过了7、8年也接受了系列规划思想。做计算机指令要兼容，现在大家知道录音机、光碟、磁带、计算机、U盘都普及标准，唯一不标准的重大问题是手机电池和充电器，这个话题最近也很热，因为标准不统一带来了很多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 主持人：所以说在发展初期，就要制定标准。 徐祖哲：对，而且这个标准要延伸，不能仅仅是技术标准，还牵扯到资源标准、建设标准、辅助设备规范等等。如果说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各种行业标准、应用都已经是五花八门了，要想重新改造就很困难。 如果当初我们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摄像机，国家当时哪怕是推迟一年使用也要强调把配件标准统一。现在因为配件标准不一致给环保带来的危害，肯定要花十年之久的时间才能缓解，就不是一、二年的时间了。 这个问题，当我们下一代、下两代人感到污染无法收拾的情况下，将会总结此事，为早期发展中的重大失误而惋惜。 物联网不要过多地在技巧和设备上讨论 主持人：我看您的博客中有一句话，五一动物园地铁站封站事件，给信息化、物联网一个警醒作用，还有一个关于信息化大国和信息化国的提示，您认为这是什么提示？信息化大国和强国之间的区别又在哪儿？ 徐祖哲：物联网提出很多的目标，但其实很多东西还是停留在工业时期的体制和管理思想。我举一个带有数学的问题，我们鼓励大家坐公交，像长安街或者中关村每条路线上都有几十个车站，可是当车进站的时候，大家记不住哪个车可以到我去的那个站。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每天都坐320，那么今天320不来你就会等半天，如果你选错车，那么就必须又倒回来重新等320，坐车也有等候和风险问题，于是大家都要问司机和售票员的行车去向。物联网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再一个停车场要涨价，为了控制交通流量，有人提出我在西单上班，我不可能因为价格减少出行，如果我晚上8点、9点才走的时候，是否可以打折？智能卡怎么认定，怎么记录？新加坡已经做到按照公路行驶时间收费，比方说8点钟以前一个价格、以后一个价格。后来发现快到时间的时候有人快速开车或者故意慢行，于是新加坡就改成五个档次，以缓解行车心情。因为考虑这些问题，就不是简单的技术方案，而社会应用要有一个适应性，物联网在这上面能不能人性化、为公众回答更多的问题。或者我们怎么把物联网服务主体，选定在数字城市最需要管理的地方？这些问题讨论得很少，大都是在技术技巧、在设备性能上讨论是一个不足。 我国每年信息工程费用正成倍上涨，虽然现在一千万、上亿的工程已经不少见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拿一百万、几十万的费用来做体系分析、做模拟演示、做仿真。这样拿出来的东西是真正达到效果，真正能够经受实践的考验的，这就是大国和强国的区别。 我认为目前真正要考核的是物联网它所带来的技术跟社会的进步，它能够为我们的工作、为城市管理带来多大好处？如何体现？特别是量化，或者是智能化。而这块分析还远远不够， 主持人：最贴近老百姓生活问题，还没有作为重点分析。 徐祖哲：对，所以我在这要还是呼吁要做好物联网这是不可缺少的一大块，而且要先行，并且要伴随物联网发展来延伸。 亲身感受“信息技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主持人：今年电信日主题是“信息技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不知道您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理解？ 徐祖哲：我是一辈子从事电信发展工作，从早期人工电话交换到自动交换一直到手机，第一套移动电话研制我也很荣幸的参加了，所以我有亲身的感受。由于通信的发展，我们做商业交易和青年交朋友、处对象一样，以前是写信，长途电话、以月和周为计算单位。现在到短信，直到每一分钟有一个往返，人们生活效率、生活质量、生活水平总体都在提高。所以像以前那样，三天甚至一周接不到电话，或者接不到一封信，这样的周期是现在年轻人绝对不能忍受的。 主持人：写信相对于短信来说的确太慢了。最近几年来，包括今年出现了很多新的信息技术，包括一些新的应用。您认为在这些应用当中，哪一个会给人们生活带来最大的变化？您最看好哪类应用？ 徐祖哲：从不同角度来看，每个人有自己的体会。从我个人来看，我感觉变化最大的是图像。因为我觉得图像在包容力、表达力、感染力方面比文字厉害，而且操作起来又简单，操作时间也只是一瞬间。 从数码照相机、手机一直到随身视频出现，谁都可以很轻易的把自己所感兴趣的东西，自己认为最美好的东西，在一瞬间把它收存下来而且迅速传播出去。这不光对于技术、业务、管理甚至生活来说都是一种跨时代的变化，而且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如果描写一个很美的景物，写一个好的词句，知名作家或者中文系的同学恐怕也要费劲脑筋。而图片可以用一瞬间将它记录下来，而且使大家有非常好的接受力。 3G商用一周年 投入产出不能成正比 主持人：今年是3G商用一周年了，2009年3G直接投入1609亿，而截至到2月份，3G总用户数1600万。您认为这个投入和产出是否成正比？ 徐祖哲：投入和产出肯定不能成正比，因为3G建设初期的投入肯定是非常巨大的。拿日本来说，日本在2001年10月1日就成为全球第一个开通3G商用业务的国家，而运营商NTT DoCoMo在推出3G服务之初遭遇了很大困难，投入成本极大，但回报少得可怜。 主持人：三大运营商表示，在年底时候用户会突破1000万，您认为能达到吗？ 徐祖哲：这个要看怎么说，是有效用户还是推广措施，我觉得有效用户要真正用起来。由于我们计划经济过来，过去广电是点对面，通讯是点对点，计算机数据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主权。以前，运营商就只是给用户提供一个通讯网装上终端就去使用，或者是用户买了接收机、收音机、电视机或者是视频直接去接收就完了，这都是不含信息资源的。 从主管部门、运营商或者广电来看，都是过多的强调我给你什么东西，而对客户、用户需要什么服务了解的还远远不够，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思路应该有一个大的转换。 对于广电来说，现在有许多观众晚上并不再等着看新闻联播、看电视片，而是想要知道哪一个栏目的内容，或选择优秀节目的重播收看，这个资源对于电视台来说确实有，我们的三网完全可以跟踪，但这些服务都没这么做，或者说我们有很多问题提出来了，大家需要解决的手段和服务体系都不够。 像北京的信息亭在今年宣布升级。但信息亭在体制本身设计上就是错误的，它的服务时间、地点、空间不对，而且它是一个死网，拒绝和其他任何衔接。 从地点上来说，在信息亭处于的位置，开车的人不能停下来看；时间上，出门之前也不能查。其实信息亭应该是停在小区里，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我从哪个地方能出小区，我要找一个楼要走多远，越是贴近身边大家需要的东西，越是没有。 虽然通讯网发达了才能有信息社会，但我们的思路还是停留在新闻让你知道，广告让你记住，公关是让你喜欢。而信息最突出的是满足你的要求、回答你的问题，对主管者是一种反方需求，而对这块研究始终重视不够。 主持人：需要知道用户要的到底什么东西，有些是细微末节的东西也需要重视。 徐祖哲：对，不光是三网融合也好，还是3G也好，它本身不是服务，而用户需要看到的是服务。我觉得运营商或者运营商合作伙伴也好，都要从这个地方转变，不要试图在春晚的时候利用一条短信赚大家一个亿。 中国移动推手机阅读是好事 但还不够 主持人：中国移动最近有几个行动，包括手机支付，另外是手机阅读，您觉得它的思路是否开始已经转变，想要给用户提供相应的运用，来带动自己的业务发展？ 徐祖哲：不光支付也好、阅读也好，都是好事，但它做得不够。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从作者、出版、发展、阅读一直到书评都是一条线，社会需要的全服务链。如果单独做一点，可以开辟新业务。但是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还要有总体规划。例如现在轻印刷的定量印刷，有很多人还是愿意看纸质文本图书，我们怎么发行？当前需要解决的是小发行量的图书体系。 主持人：能否具体阐一下？ 徐祖哲：第一要尊重知识产权，要有共享信息，要知道国家图书馆给每一本书编书目的成本是2元，可是现在众多图书馆和图书市场和宣传时，每一本书都要重新做标准书目，做它的介绍，有数以千计的人在重复做这个工作。 现在我们强调全用户、全资源，把这个体系做好，才是我们的目标，这里面要区分哪些是政府管理，哪些是服务，哪些是政府委托的服务？都要有严格的要求。日本搞移动通信花了十年的准备、中间试验时间，而我们启动慢，但一启动就恨不得马上运营，这个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我的想法是不如在这些方面多发挥行业和管理的作用，来扎扎实实的打好一个基础。 主持人：您觉得从长期规划来看，是一个移动运营商来做主导，还是终端厂商或是其他利益方来做主导？ 徐祖哲：首先是国家产业政策，然后比方说以作协或者是出版行业协会这样的行业组织来参与制定标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现实的。 制定好一个标准以后，才能够维护知识产权，对作家来说他也有积极性，哪怕你在山区、边疆也可以随时获得最新的出版信息。 主持人：中国移动采取比较低的资费，表示自己三年不盈利，您认为它多长时间能够盈利？ 徐祖哲：盈利这个问题，我认为也是相对的，拿电信、邮政来说，都是有盈利的地区和业务，也有要作为普遍服务的补充。而且就当今的信息社会来说，拿我们看到的奥运会来讲，对于运动员的图像和照片由于没有做足够的设计跟运作，所以并没有得到收益，或者说收益很小。如果说把照相制作和发行结合到一块，可能在奥运会的时候，一个运动员得奖以后，会有很多的收益点，也能够返回给运动员。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就到这，感谢徐教授。 徐祖哲：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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