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网讯】 时间： 2004年12月7日 人物： 普元软件董事长兼CEO 刘亚东 中国计算机报社执行总编 卢山 在中国IT圈里，名气远比普元软件要大的是它的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刘亚东。 这位传奇人物在选择与丁健、田溯宁一起创办号称“中国互联网建筑师”的亚信之前，有着一段“漫游式”生命历程。离开亚信之后，他的足迹更是遍布云南、四川、贵州、西藏等地，几乎处于一种“不务正业”的状态之中。2001年，为了“找个事儿做”，他以创办普元软件为切入点重回IT圈。他究竟为了什么呢？ 在中国谈起互联网的发展史，无法避开一个名字，那就是亚信；而谈起亚信时，同样无法回避另一个名字，那就是曾经与丁健、田溯宁并称为“三驾马车”的刘亚东。然而，1998年，在亚信开始走向辉煌的时刻，他却选择了离开，并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飘泊”生活。 卢山：在离开亚信之后的两年里，你一直处于真正意义上的“飘泊”状态，直到2001年选择创办普元。这个时候的选择与当年对亚信的选择，有什么不一样？ 刘亚东：上一次基本上属于没得选择，因为并不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让你去挑。参与亚信的创业与其说是一个选择，不如说是一次偶然，最初大家只是看到一个很有意思，而且可能会有机会的事情来做。对我来讲，2000年之后的很多事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选择，也相对理性一些。 卢山：你所说的“理性”的标准是什么？是希望通过一个理性的判断找到一个和亚信一样的发展机遇，还是说理性地选择一个能够更好控制稳健成长的机会？ 刘亚东：其实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准。相对比较清晰的认识有两点：第一，中国的互联网还属于初级阶段，富有中国文化和国情特点；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保持在今天这种低效率状态，要融入到全球化竞争中去肯定是不行的，企业的信息化成熟程度太低了。在中国互联网特色的大背景下，中国面向商业的企业信息化的过程中，必然蕴藏着一个巨大的商机，而且这个商机与美国曾经产生过的商机肯定是不一样的。 离开亚信之后，我也投资了一些企业，也挺挣钱，但挣钱本身不是个事，它必须是真的有意义而且挣钱，才能算是个事。人是需要有激情的，不能总闲着，闲着的人是不会有激情的；在闲着的状态里，生活的质量也很低；我是想找个自己真正喜欢而且相信的事做。 在国内年营业额近十亿、利润几千万的软件企业，可能就算是最成功之一了，可是他们所创造的利润最多相当于一个三流的房地产开发商卖了一幢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很多成功的软件创业者的光环与他在社会上的经济作用是不匹配的。我觉得，现在中国软件领域还是非常缺乏资本要素这个环节。我希望能够做到，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创造出一个载体，再将这个载体放到资本市场中去，让资本的力量与我们已然成型的一套理论体系或思想体系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真正匹配的社会经济价值，为中国的软件行业添加一些催化剂。 卢山：也就是说你创办普元还有一重意思，希望为中国的软件行业树立一个“资本与知识结合”的案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体系的支撑点就像你写的书的名字――“软件中国的机会”，对吗？ 刘亚东：可以这么讲！我们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坚信在软件领域中国还有机会。今天整个行业处于一种痛苦的境地之中，很多人认为中国软件做成今天这样已然没有希望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发挥廉价劳力的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最底层的一环。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远远超越这些，软件行业是一个非常新的而且发展极快的领域，它最终是什么样子，还远没有到能有人可以精准描绘它未来的时候！ 当然，我书中这些理论不是微软所控制的桌面领域，指的是企业级应用软件市场。在企业级应用软件上，市场发展空间依然很大，因为这个市场自古无标准，伴随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文化特有的韧性，我们还有很大的机会。 刘亚东警语 1．中国企业保持在今天这种低效率的状态，要融入到全球化竞争中去肯定是不行的，企业的信息化成熟度太低了。 2．人是需要有激情的，闲着的人是不会有激情的。 在企业级应用软件领域中，有IBM、SAP、ORACLE、BEA等这样的国际巨头，也有东软、用友、新中大一类的本地强手，然而，2001年在离开两年之后重回IT圈的刘亚东却选择了这块“战火如荼”的要塞，开始另一次“创业”。 卢山：在企业级应用软件领域中，也许还没有一个竞争者能够像微软在它的领域里那样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但也是强手林立，你所说的机会是出于什么样的判断？ 刘亚东：我经常跟我的同事和商业伙伴讲，大家现在对于企业级应用软件的选择不是因为技术的先进和前瞻，更多是从商业和经济的角度来思考。可是，我们要看到，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技术发展了。中国现在面临的信息化与当年的美国情况不同，那种老式的软件开发模式对于今天的我们，没有太多的用处，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普及、技术相对标准化的时代里，如何建立一个商业世界里信息沟通的标准。企业级软件极为复杂，在它的构建过程中需要的人力、物力太多了，美国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这个过程的沉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在新的环境里重头来过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中国软件的机会！ 卢山：企业级应用软件的开发与以往的软件开发在本质上有何区别？ 刘亚东：以往的软件是用一行一行的程序构成的，而新的软件开发方式是采取构件的方式。其实第一本介绍如何用构件方式生产软件的书早在1968年就写出来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底层计算环境不允许，甚至在10年前这种思维也没有商用价值，因为在当时如果按照普元现在所采用的这种方式来构造软件，你可能要把全国所有的计算机都拿来，才够一个企业解决一个CRM的问题！ 普元并没有创造什么新概念，我们只是把构件思想和互联网的标准放在一起，去把别人过去想实践，但没有能力实现的事情做了而已。在今天的计算环境和互联网世界中，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更先进的方式来实现企业的信息化，用五千个或者一万个构件来组成我们的信息系统，用一种可控的、可规划的、可循序渐进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软件，取代当年那种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建造出来的无序的、复杂的、由几十亿行程序构成的系统！ 刘亚东警语 1．在最初原始的计算环境中，如何把极为复杂的包括CAD、生产管理、仓储管理等应用写出来，跟今天的软件编程相比，那绝对是种艺术！ 2．在今天的计算环境和互联网世界中，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更先进的方式来实现企业的信息化。 刘亚东把普元所倡导的“构件理念”定义为互联网时代，具有根本性变革的软件生产方式。只要是技术的更替，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于倡导者的生存能力，将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卢山：问题是在强手如林的市场中，你的生存空间在哪？ 刘亚东：今天它肯定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还很小，但赛场选手们已经很强大了。采用新技术在任何一个改革的时代中，都要经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商业效益明显，则进程快；如果商业效益不明显，则进程慢。 用构件的方式来制造自己的信息系统，将会是最适合中国的，也是最便宜的方式。中国也将一定会是面向构件的一个根据地，我们会把各行各业信息化过程中锤炼出来的成千上万的构件，不断融合、汇集起来，最终形成一种改变旧模式的力量。 卢山：应该讲，你今天所倡导的“构件理念”对于传统软件行业是颠覆式的，在你的理解里，软件最终会是什么？ 刘亚东：是知识！我们最终要做的是把企业所有运营的知识用构件的方式表达出来。 人们大多认为软件是一种技术。我觉得软件是对知识的表达，不过也只有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软件才有可能变为7知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运算世界几乎都是用硅创造出来的，互联网也推动了计算处理技术的标准化。对于知识而言，它就必须经历产生、表达、管理、使用四个环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在企业级软件领域里，企业的知识产生并不是由软件提供商来完成的，我们只是用程序表达了知识，可是传统的技术还无法完成这些商业知识。 刘亚东警语 我们最终要做的是把企业所有运营的知识用构件的方式表达出来。 参与创办亚信之前，刘亚东曾经经历过更多的“漫游式”生涯，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在那三十多年里，他几乎经历了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经历的丰富多彩，而支撑着他在这条与大多数人迥然有异的路上走下去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执著呢？ 卢山：受控核聚变、生物心理学、人工智能、Adobe的软件工程师、创业投资……从这些曾经与你相关的词汇不难看出，其实在参与亚信创业之前，你的人生颇为复杂而多姿多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与许多同龄人迥然有异的道路呢？ 刘亚东：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寻求自我释放的过程，寻找适合自己做的事儿的过程。我也一直在寻找，在这种不断的尝试和摸索中，我学习到很多东西，而这种认知的沉淀和积累往往会成为自己下一个起点的基础。譬如在硅谷的那两年，我弄懂了创办企业、资本运作、技术发展、市场竞争等这些与企业有关的知识，这些是我选择进入亚信去把这个创业型公司一步一步做大的主要原因。 卢山：后来你为什么会在亚信开始走向辉煌的时候选择了离开呢？ 刘亚东：第一，在亚信的那四年里，很辛苦很疲惫，也很兴奋。人在一种高度亢奋紧张和创造力极强的时间里，一下子能做很多的事情。当公司从三个人做到四百多人，融资也成功了，生意也好了，我突然感觉到特别有兴趣的事情变得少了！ 第二，可能跟许多公司的创业团队类似，整个班子对于企业、生意都是一知半解，完全是在公司的成长过程中慢慢弄懂的，所以有时候对一些问题看法会很不一样，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多沟通上的问题。 第三，我当时是坐在COO的位置上，必须直面一些公司成长中要发生的非常具体的事情，譬如把一些革命老干部请下来，让更专业的人进来，这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讲是极为痛苦的。企业在这个阶段，有太多的决策是属于做与不做都存在极大风险的，这种感觉比较不好。 刘亚东警语 1．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做的事。 2．现在的人看不了那么远，尤其在IT这种行业里面更看不远。 ●容斋随笔 反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有人说，陈胜、吴广造反是为了“活命”，是时他们于戍边途中遇雨受阻在大泽乡，因而耽误了行期，按秦律：失期当斩！因而不得不反；也有人说，他们造反是为了“富贵”，起义之时他们曾经狂呼：王侯无根、将相无种！为了梦里富贵不得不反。 但是我从来就不认可这两种说法。如果仅仅是因为怕被按律处斩，他们大可一跑了之，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根本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的全国通缉；如果仅仅是为了追求王侯将相之贵，他们大可隐姓埋名重新投军，秦是当时世界上最重军功的国家，任何人都可能以自己之骁勇而出将入相。 我宁可相信，他们只是因为对于当时的生存状态极为不满，不满动辄还得弄成一个按律当斩的下场。我也不信他们的口腔中曾经发出类似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般振聋发聩的口号，我宁可相信他们只是找了一个相对有点高度的土坡然后双手插腰站在上面，对着那九百个农夫高呼：老子不服，过得不爽的兄弟们，跟我一起，反了吧！ 刘亚东不是农夫，但他也不服。 对于“基础软件被国外厂商垄断的格局”感到不满，对于那种复杂的、不可控的、不可调整和管理的软件感到不满，对于“一个一流软件企业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等同于一个三流房地产开发商卖一幢楼”的现状感到不满，甚至是不满于自己两年多来清闲的漫游式生存状态。总之，就是在一种不服、不满、不安于现状的情绪下，他创办了普元，把互联网标准和软件构件理念放在了一起，把资本与知识结合的思维方式拿了出来。 刘亚东还是反了！在离开亚信的两年之后，在经历两年漫游式生活之后，他造反了！他想造软件巨头们的反，他想造传统软件生产方式的反。 不安份的人是比较容易造反的，刘亚东研究受控核聚变、生物心理学、人工智能，做Adobe的软件工程师、创业投资、亚信、玉米加工厂……这些曾经在他生活中占据过一席之地的词汇证明了刘亚东的不安份。当许多人都在讲他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宁可相信，他只是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极度的不满。 所以，他选择了造反！选择了一切重头来过的方式。 可是，造反是对旧有秩序的一次摧毁，如果在摧毁之后无法建立起新的秩序，哪怕就是像刘邦那种“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般的约法三章，那么最终整个世界只会变得更为混乱。刘亚东在企业级软件领域树起造反的大旗也许不难，难的是如何建立起一套商业智慧产生、表述、管理、使用、传承的秩序。 这种秩序与技术无关！ 造反，终是一件与不满、雄心和智慧有关的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得成的。（n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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